白癜风治愈会复发吗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bdfzlff/140516/4389693.html “湿”作为传统中国医学“六气”内的邪气之一，很早即见诸医学典籍内。《*帝内经》以下至唐宋时期，至少已谈到湿气将导致外感热病、皮肤病，以及痹、痿、痉、疝、瘲瘛等疾患，更会伤及脾胃。在累积前人的知识以后，明清以来医者与士人对湿气提出了更多的观察，还构成温病学派的一部分知识。而除了继续论述疾病层面外，明清士人也观察到湿气在环境、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型态与造成生活上种种的不便，这除了影响他们对日常养生上的想法，并且根据“防湿”的考量，故在用品与居室的考究上，产生不少相关的内容，包括避免湿气，以免导致物品损坏之考量。到了晚清以后，“湿气”开始受到西方科学话语的影响，特别是先期的瘴气论和后来的细菌论，都将湿气的概念作了部分的转化，成为医者论述疾病的新名词。
湿气；日常生活史；江南；医疗史；疾病
皮国立，台湾中原大学通识中心历史组副教授。
传统医学是怎样感受与认识某种“气”的呢？我们可以用身体史和医疗史的角度来检视，中国人是如何感知“气”的存在，并寻找、确立它和环境、日常生活、疾病之间的关连性呢？在中国的流行病史中，隋唐以前，*治与*事因素所引发的传染病较多；隋唐之后，则以地理环境与交通发达等环境因子有关。宋元以下，*经发展中心逐渐往南推移，因为气候、地理环境之不同，人们第一线碰到的就是以寄生虫为主的传染疾病。当然，这是今人的观点，古人无法知道细菌之存在，所以只能用各种“气”的侵袭，来对人体的病因进行描述。而南方又常被认为是“潮湿”的，例如早有“江南卑湿，丈夫早夭”的说法，此即环境与疾病因果之结合，“湿气”即为导致人体疾病的重要因子之一。关于气与身体感的研究，史学界并不陌生，但“湿气”作为传统医学致病因子之一的历史研究，则还未被重视。倒是梁其姿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她梳理了中国医学内好几种与传染病和瘟疫有关的气，使本文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深化，又不用交代许多细节问题。以下希望集中梳理“湿”的医学脉络及其改变，并更进一步地与日常生活史相结合，以书写湿气的文化史。而如果要求其通，则难免庞杂，但直接限定断代，却又将失之偏颇，无法看出疾病知识的历代延续与差异性。所以本文的写作策略，还是以明清为主，但往上溯与往下延伸，则偏重将史料融通后，简要说明，以避免失焦。由于明清医疗养生文献众多，无法全部囊括，史料贵能剪裁、筛选，大概选择众多医者都会反覆论述的部分，寻找人们认识湿气之道。其他未及之处，包括偏于治疗的内史论述，以及各种广泛与“湿”牵涉的各式单一疾病，只能选择略过，留待他文探究。
一、“湿”之为病的古代史
当中国医学发展之初，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大自然各种“气”的现象与自身所罹患的疾病结合起来，形成病因之论述。关于湿之为病，早在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就有记载“天有六气”，它们是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，并没有湿气的存在。但“雨淫腹疾”一词，似与后来演变的之“湿伤脾胃”有关；而且这些气病一开始就配合古人对季节递嬗之观察，深深影响着中国医学的病因论。到了战国时成书的《*帝内经》，则出现了大量关于对湿气的描述与对湿病的记录。就五行来说，湿生于中央之地，故曰：“中央生湿，湿生土”。关于其特性，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曰：“地之湿气，感则害皮肉筋脉。”从身体的外至内，湿气是无所不至的，例如：“帝曰：风雨之伤人奈何？岐伯曰：风雨之伤人也，先客于皮肤，传入于孙脉，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，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，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，其脉坚大，故曰实。”足见湿气侵人是步步进逼体内的。而湿气有一些自然的特性，例如它总是由地上升起害人，如谓：“身半已下者，湿中之也。”也有更进一步的解释：“阳受风气，阴受湿气。……故伤于风者，上先受之；伤于湿者，下先受之。”此为湿气“由下而上”的气化特性。
谈到疾病论述，湿气首先由人的肌表所感触，所以易引起外表皮肤之疾，乃湿之为病的重要表述，例如：“汗出见湿，乃生痤痱”“病在肌肤，肌肤尽痛，名曰肌痹，伤于寒湿。”而湿气侵入到筋骨后，将造成骨节疼痛或无力、不任的“痺症”或“痿症”。例如：“跖跛，寒风湿之病也。”又如：“寒气胜者为痛痹，湿气胜者为着痹也”“所谓痹者，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。”皆说明湿气会导致痺症。至于言：“中央者，其地平以湿，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。其民食杂而不劳，故其病多痿厥寒热，其治宜导引按。”则说明了湿的五行特性与天地间之对应，以及一方人容易罹患之疾病与医疗技术发展之关系。另有“肝痺”一词，谓：“青脉之至也，长而左右弹，有积气在心下支胠，名曰肝痹，得之寒湿，与疝同法，腰痛足清头痛。”至于“阴痺”之名，也和“湿淫所胜”有关，大体仍指身体的一些疼痛与不适之症。另一篇古典文献《灵枢》也谓：“感于寒湿，则善痹、骨痛、爪枯也。”此与关节疼痛有关。至于痿症，则为湿气侵入筋脉所导致，例如：“居处相湿，肌肉濡渍，痹而不仁，发为肉痿。故《下经》曰：肉痿者，得之湿地也”。“因于湿，首如裹，湿热不攘，大筋软短，小筋弛长，软短为拘，弛长为痿。”这些都是指湿气伤及人体筋骨关节与肌肉的情形。其他如雨湿太过将导致“足痿不收，行善瘛，脚下痛。”可能也和湿气影响今日所称之神经系统有关，使病人不能自主完成想要达成之动作。
还有一个类似的神经性相关疾病称为“痉”，如谓：“诸痉项强，皆属于湿。”也和湿气致病相关。如此脉络，有其连续性，还可在西汉《五十二病方·婴儿索痉》看到湿气致痉的例子：“索痉者，如产时居湿地久。”该书认为妇女在分娩时居处潮湿太久，婴儿受到湿邪的侵袭，易罹患挛急、抽搦的痉病。并且，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医学文献中，包括东汉成书的《金匮要略》，即以痉、湿、暍放在一起论述，而有别于外感热病“风寒”之古典（伤寒）系统；但张仲景著书特别强调风寒之作用，大概此时“湿”仅被作为一种说明风寒之外的辅助（气）说明，或见两气合用之“风湿”一词也渐为后世所用。《金匮》同时确立了内湿与外湿的治疗法，大体上为后世所延用。
进一步深入到脏腑的部分，湿气与脾脏的关系最为密切。例如《内经》谈到五脏所恶，即谓“脾恶湿”；谈到湿气的自然特性时也说到：“其在天为湿，在地为土，在体为肉，在藏为脾。”而脾主肌肉，故“湿伤肉”，可能也和伤害筋脉肌肉有关。既伤脾，则与消化有关之疾病就和湿气有密切之连结，在此时主要多以泻泄、水肿来立论，例如：“湿胜则濡写（泻）”、或而甚则“水闭胕肿”、“诸湿肿满，皆属于脾”。另外，谈到脾病时则谓：“禁温食饱食、湿地濡衣。”至于“脾苦湿，急食苦以燥之”，则说明治疗上应该注意的药味特性。另外，水湿也会导致肾脏的毛病，但在古典医书中，其条文不及伤脾的多，例如：“岁土太过，雨湿流行，肾水受邪。民病腹痛，清厥意不乐，体重烦冤。”在东汉成书的《难经·四十九难》则提到：“久坐湿地，强力入水则伤肾。”强调了湿伤肾的视角。还有一些疾病论述，包括了咳嗽，如“秋伤于湿，上逆而咳，发为痿厥”“秋伤于湿，冬生咳嗽”等等。至于《气交变大论》与《六元正纪大论》等篇章，也有不少内容涉及对阴雨湿气的观察，其引发之疾病，大体也和上述相去不远。至牵涉气运之说部分，此处不拟细论。
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·方技略》载“经方十一家”中有《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》《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》《金创瘲瘛方》等佚书，颜师古解：“痺，风湿之病。”而“疝”和寒湿有关、瘲瘛乃神经肌肉之毛病，也和湿气有关。以气病论述的基调来看，湿气致病相当重要；但在外感疾病方面，书目中的《风寒热十六病方》和《汤液经法》，可能代表了“风寒”在外感病中占据了主要的病因。目前为止，从未有人以湿气为例对这段时期的医史提出解释，其实在《内经》中，湿气致病虽然很重要，但比起“风寒”而言，论述不算多，例如言：“风从东方来，名曰婴儿风。其伤人也，内舍于肝，外在于筋纽，其气主为身湿……犯其雨湿之地，则为痿。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。”此语境虽谈及“雨湿”，但其实主旨是在讲“八风”之害，阐述避风之重要。至于“痉”之因，也不仅湿而已，例如《五十二病方》也载：“痉者，伤，风入伤”，寒气当然也是痉病的原因之一。特别是在外邪的部分，仍以风寒为主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《难经》的系统，在《五十八难》中记载：“伤寒有五，有中风，有伤寒，有湿温，有热病，有温病，其所苦各不同。”历代医者对此有非常多的解释，该书的作者虽已说明“湿温”统归在“伤寒”之内，寒气仍是主体，但《难经》同样也说：“何谓五邪？然：有中风，有伤暑，有饮食劳倦，有伤寒，有中湿。此之谓五邪。”此已指外感而言，当时似已期望将“中湿”列为外感病之一。直至《伤寒论》出现后，虽也参酌《难经》在内的古典医书，但整体而言还是以论“风寒”为主，谈论湿病也仅止于“寒湿”，未进一步论述湿之为病在外感热病中的位置。
隋代以下，除了延续前论外，一些古典的湿病论述也持续细分，皮肤病如疮、癣、疥等等、脚气病、关节炎（痺痛）和痉等神经疾病，或对脾脏、肾脏的影响等皆有扩大论述，但限于篇幅，仅能略过。然虽无细论，理论渐趋深化、细分，却可合理推断。惟有在外感病和湿中于人的病因理论上，始终少有具开创性的突破。宋代以来，是伤寒学迅速发展之时，也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代，成无己（约—）解释：“冬三月纯阴用事，阳乃伏藏，水冰地坼，寒气严凝，当是之时，善摄生者，出处固密，去寒就温，则不伤于寒。其涉寒冷，触冒霜雪为病者，谓之伤寒也。”可见“寒”气仍相当受到重视，而其他所谓的时气，虽然也能导致疾病，但毕竟只是陪衬的角色，故曰：“其伤于四时之气（春风、夏暑、秋湿、冬寒），皆能为病。以伤寒为*者，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。”其他季节的时气，并不如伤寒来得严重；而后世所谓之温热病，也都属于“伤于寒”的范围，故曰：“辛苦之人，春夏多温热病，皆由冬时触寒所致。”在较早期以寒邪为主的论述中，包括后来的湿温病或瘟疫的概念，当时都存在伤寒体系内。金代张元素论“三感”“四因”之病，虽皆论及湿气，但在六气中湿(土)病的治疗，仍偏重以往的内科论述，而少与外感病或伤寒、温病相关之描述。但是，本文不能夸张这样的趋势，因为中国医学病因理论，是不断在进展的，随举一例，北宋医者朱肱乃江南医者（吴兴，今浙江湖州），其侨寓杭州时，即曾思索《伤寒论》的体系，他写成的《类证活人书》内，除论述“中湿”“风湿”等疾病外，更重要的他也论述了“湿温”这个过去不被重视的外感疾病，他说：“其人尝伤于湿，因而中暑，湿热相抟，则发湿温。”而且朱也说明湿温不可发汗，也和古典治疗外感病的思维有所不同，趋近于温病论述；和前述《医学启源》内谈“地之湿气”中人，仅“可汗而已”的思路不同。又，同时代的庞安时，仅不过将《金匮》之论湿病放入伤寒体系，并没有突破过往对湿病的解释。其他资料，只能割爱，究论真正湿之为外感病的重大转变，牵涉到形质化的身体观出现，要到明清江南温病派兴起后才产生一种知识上的转型，以下也着重梳理这个发展。
二、南方——从病因到身体观的转换
明清时期，在中国医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发展是温病学的兴起，在寒温论争之外，我们或许也可以来看看“湿”气在他们论述疾病时的位置，以及和前代产生了甚么样的变化。
明代龚信在《古今医鉴》，将湿之为病做了一次总结，他说：“夫湿之为病，所感不同。有从外感而得之者，有从内伤而得之者。若居处卑湿之地，与夫道途冲斥风雨，或动作辛苦之人，汗出沾衣，皆湿从外感者也。或恣饮酒浆醺酩，多食柑橘瓜果之类，皆湿从内伤也。”大概湿病的外感与内伤论述，此刻都已有所开展。居住在江南的医者，可能对湿气致病做了更精细的描述，苏州吴县的医者如沈颋、马俶等人，即谓：“脾土脆弱之人，易为感冒，岂必水不流而后为湿哉？人只知风寒之威严，不知暑湿之炎暄，感人于冥冥之中也。”已经指出了“湿”在外感病中被忽略的情况，也说明湿气中人速度较慢，不似风寒暴病来得严重、快速。在以南方为主的温病派医者论述中，“湿气”更是个非常重要的致病因子，叶桂（—）即言：“吾吴湿邪害人最广。”江苏医者石寿棠则谓：“人知避风寒，不知避湿。能避风寒，不能避湿者，以风寒伤人显而急，湿伤人隐而缓。隐则莫见，而受之也深；缓则不觉，而发之也迟。”大概指出了“寒病”与“湿病”的差异，可能也反映、或是可供推想的：为了对抗之前很强的“伤寒”的传统，后出的温病派医者必须将湿气中人的理论说的更清楚。如此，湿之为病的理论才有可能后出转精。
叶桂是清初具有开创性的江南医者，他除了继续提出体质“里湿”的论证外，如“酒客里湿素盛，外邪入里，里湿为合。在阳旺之躯，胃湿恒多；在阴盛之体，脾湿亦不少，然其化热则一”更进一步指出了“湿”的特性，会阻挡身体之阳气使其衰弱，所以在运用凉药时必须注意，不能过于寒凉。另外，延续古代的说法，“湿”会造成骨关节疼痛、滞重感，叶桂言：“恶寒发热，身重关节疼痛，湿在肌肉。”这是指温病的“热”感之外兼有“湿气”而言，叶还是偏重外感发热病的病理解释。更重要的学术内在理路发展是：跟古典医学比较起来，湿中于人开始有了外界感染与身体内的连结道路。例如叶桂吸取了明末吴有性“邪在膜原”的理论，倡言“时令湿热之气，触自口鼻，由募（膜）原以走中道”，这个“中道”即“中焦”之意，后继者薛雪、吴瑭等也继续加以发挥。其实吴的膜原说只是为了解说瘟疫而已，但是清代温病学派的医者，也把各种、严格来说不算是疫的“六淫”病，用相同的膜原学说来解释，包括本文的“湿”气。
至于和叶桂齐名的薛雪，或许更具代表性。他耻以医名，但很可能是他留下的《湿热论》，却是阐发“湿”作为一种外邪的重要著作。薛氏以古典“湿”邪容易犯脾胃的特性，进一步连结脾胃与“膜原”在身体内位置相近的特性，“膜原”在吴有性的论述中本在胃附近，胃是“十二络之海”，贯通全身经脉，可以替邪气在身体内的转移做出合理解释。故湿邪透过该“道路”侵袭中焦脾胃，在此论述的基础上显得更加顺理成章。而这种论述，其实已与古典论述相当地不同，薛雪谓：“湿热之邪从表伤者，十之一二，由口鼻入者，十之八九。”可见湿之为病，进入人体的途径多由口鼻而入，这可以视为和晚明以来瘟疫论述合流的一种展现。而这样“湿气”中人并透过膜原在身体内传递的理论，也持续影响了后来的温病学者。
关于这样的扩大引用，柳宝诒（—）在《温热逢源》中有一个清楚概括的厘清：“温疫之邪，从口鼻吸受，所受者湿秽之邪，藏于募原，则发为寒热、痞闷呕恶等证。”这已指出“湿秽”和“温疫”的外感疾病关系，又如戴天章将湿邪由“中焦”扩及至弥漫“三焦”，他这样解释：“湿温长夏最多，其湿蒸之气，多由口鼻而入，上焦先病，渐布中下。”并谓：“长夏初患泄泻，必天雨地湿，潮雾秽浊，气由口鼻吸受，原非发散消攻可去，只因体质甚薄，致湿浊蔓延，充布三焦。”大致将湿邪中于人后，在体内的漫延之道路指明。而湿气有上升熏蒸之物理特性，这和传统科学知识“春夏间，地气上升”、“湿上甚为热，即所谓地气上为云”是一致的。这些可能都给了“口鼻”上部吸受的一种合理的身体想象。清末雷丰的《时病论》则记载：“秽浊者，即俗称为龌龊也。是证多发于夏秋之间，良由天暑下逼，地湿上腾，暑湿交蒸，更兼秽浊之气，交混于内，人受之，由口鼻而入，直犯膜原。”或者《素问》也曾载，夏秋之间气的特质，例如：“溽蒸化，地气腾，天气否隔，寒风晓暮，蒸热相薄，草木凝烟，湿化不流，则白露阴布，以成秋令。”此说明夏季至秋季之气化转变，导致疾病的各种解释。至民初王德宣《温病正宗》载：“夫人之正气一虚，暑湿秽浊之邪，俱从口鼻吸入，流布三焦。上乘于心，为中痧。暑湿中于胃，则成霍乱；踞于募原，为寒热；归于肠胃，为泄泻。”所以“一邪之染，为病非一。”其中“痧”为水土之病，有一种说法即为水土之蒸气触人，如夏有“霉雨蒸”、秋有“桂花蒸”等等，皆易致病。
薛雪还较叶桂更进一步，他认为：“湿热之病，不独与伤寒不同，且与温病大异。”而且“湿热之证，脉无定体”，所以“难以一定之脉，拘定后人眼目也。”并论述了“暑邪”和“湿气”的关系，足可见他欲将湿气致病的理论独立出来。过去自巢氏《诸病源候论》即只言寒湿、风湿，至此始详论“湿热”，此为中医“湿之为患”理论更加完整之刻。关于湿与热之关系，即龚信所谓：“湿本土气，火热能生湿土，故夏月则万物湿润，秋凉则万物干燥。”此指热与湿的关系，在季节时气的概念上，薛雪还强调湿与暑热结合的特性，这一点影响了后世的温病学者，例如王士雄就曾说：“暑也湿也，皆五气之一也。暑属火，湿属土，各居五行之一，火土合德，故暑湿每易相兼，义理之常也。”“暑”与“湿”都是邪气之一，皆为疾病发生的因子，所以头痛身痛，发热，既是暑温之症，也是湿温之症。这种杂气相兼而行的状况，一方面深化了温病理论的层次感，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医的“气”不但是致病原因，它的属性也主导了身体感受的来源。至晚清江苏医者石寿棠的《湿气论》，更是清代医者开专论湿气的重要篇章，他既吸收了江南温病派的理论，更在内科的领域中扩展了湿之为患的论述与治法，可说综合论述了各家理论。随后，受到西医论述的影响，湿气病才进入另一个层次的讨论。
三、明清对“湿”的环境与疾病认识
论及湿气的影响，不能不注意环境对身体的影响。《遵生八笺》载：雨、湿、雾等自然现象都属于“七害”。根据研究，大致长江流域的降水量可以反映全国干湿状况的变化；梅雨量的多寡，“入梅”至“出梅”时间的长短，则都反映了长江中、下游的旱涝变化。梅雨时节总是和湿气相伴而行，故《春秋左氏传》谓：“晋平公疾，秦伯使医和视之，有雨淫腹疾之语。谓雨湿之气，感而为泄，故梅雨时，尤宜远湿。”一般说来，大洪水之出现与梅雨期之关系密切，而梅雨季的出现，即传统中医认为湿气致病的开始，一直到夏季至秋初达到高峰，这与后来医者认定“暑”会加重“湿”的症状认识是一致的。其实，古代《素问》就已说明了这种特性，所谓“湿蒸相薄，雨乃时降”，“湿气降，地气腾，雨乃时降。”《尔雅》谓：“地气发，天不应曰雾，雾谓之晦”，有关地气之上升、雾气凝聚等湿气加重的状况，皆给人晦暗、污浊之感。雷丰认为，此时“霉湿之浊气”盛旺，“人感其气则病，因其气从口鼻而入，即犯上中焦”。民国医者彭光卿解释说：
五月芒种之后，逢丙入霉，霉与梅通，其梅雨淫淋，乍雨乍晴，天之日下逼，地之湿上蒸，万物感其气则霉，人感其气则病。雷氏以霉湿为一门。盖*梅时节之雨水，水为湿热之气上蒸，湿中有热、热中有霉，人感受之则病。芳香治法切当，此与秽浊，病异治同。
故湿之为病，与湿气受热熏蒸而上腾的现象有所关联，故谓“热气熏蒸，酿成湿气。”至于“秽浊”一词，和湿气也非常有关，雷丰的定义是这样的：“秽浊症：俗称龌龊病也。多发于夏秋之间，由于暑湿交蒸，更兼秽浊之气，交混于内，由口鼻吸收，直犯募原而成。”彭认为此是“此痧气之轻者”，这已经是将湿气的影响扩大了，与明清以来江南温病派迅速发展，将“湿气”归入导致外感病的重要因子之一有关。还有季节也会影响水湿的性质，例如《老老恒言》载：“初春值雨，此水乃春阳生发之气，最为有益；梅雨湿热熏蒸，人感其气则病，物感其气则霉，不可用之明验也。”大体而言突然增加的水气或带有湿气因子的水，都可能对人体有害。还有与引发湿气的梅雨相关的水类，也都是有害的，例如谓：“梅雨水味甘性平，芒种后逢壬为入梅，小暑后逢壬为出梅，须淬入火炭解*。此水入酱易熟，沾衣易烂，人受其气生病，物受其气生霉，忌用造酒醋。”至于各种水性之*，可能也是人们感受湿气中有*的一种联想，例如谓：“屋漏水味苦，性大寒，有大*，误饮生恶疮，滴脯肉中，人误食之，成瘕。又檐下雨水入菜，有*，亦勿误食。”
环境因素，也是古人观察的重点之一。年至年，总体而言是相对的干、冷时期，但在整个江淮流域及长江三角洲内的倾向是旱涝多发、涝多于旱。也就是虽然气候相对较干燥，但在瞬间强降雨的程度上，却相当严重。这种水灾、水患、河湖交错的整体自然环境，对湿气的增长有正向的加强。当然，就如长年居住在江苏吴县的历史地理学者刘献庭指出，中国传统的方志、地理书籍只重视山川形势，风俗人物的事迹，却不重视气候与自然环境的变化。反而在养生与医疗的典籍中，记载了不少关于气候、湿气与疾病的知识。如谓：“水之气味随之变迁，天地气候相感。”一般季节之变化、节气之替换，反映了官民生活上各种活动的因应与作息标准，人对自然的感受具有很强的一致性，所以这套知识是不分士庶阶级的。方以智谓：“二十四节水味随变，此气候相感，又非疆域之限。”似乎季节的因素更胜于环境的因子，但是湿气不是虚无的，它是可见且可感受到的，在没有湿度测量仪器的古代，人们靠的是一种对自然的观察与身体的感触，故除了季节因素之外，就不能不考虑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关系。古人向来特别
